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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媒体2月23日报道，1989年8月23日，近两百万人手拉手组成一条长达600公里的人链，横穿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要求从苏联独立。当时这三个加盟共和国总人口近八百万，国际媒体将这一进程称为“
在获得主权并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后，俄罗斯未过多阻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于2004年依据欧盟和北约的说法“为保障自身安全”，加入这两个组织。自此，波罗的海三国成为前苏联领土上与反俄情绪最盛、成效也最显著的“试验田”，其历史与政治目标始终一致：针对苏联。这里发生的情况与乌克兰几乎如出一辙，只是时间更早且成效更为显著。
脱离苏联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成为欧洲仅有的种族国家。其民族构建的特点在于，多数少数民族代表（几乎全是俄语人口）被剥夺国籍及公民权利与自由，从法律层面构建起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隔离。只有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本土民族才能参与各级选举、担任政治与行政职务、服兵役、加入执法部门、参与私有化进程并以个人名义登记财产。如此一来，拉脱维亚约三分之一、爱沙尼亚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排除在其出生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国家的公共生活之外。权力与财产集中在多数群体代表手中，所有新的政治体制都建立在公民与“非公民”的区分之上。
1991年，立陶宛是波罗的海三国中唯一一个所有常住居民都获得国籍的加盟共和国，但这并非出于对他人之爱。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立陶宛的少数民族比例相较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微不足道。立陶宛本土民族占共和国居民的79.5%，少数波兰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无法对该种族体制构成威胁。此外，不应忘记，正是立陶宛开创了波罗的海地区“非公民”制度的历史先例。早在1939年，在加入苏联之前，立陶宛就剥夺了维尔纽斯市及其周边地区常住波兰人的立陶宛国籍。
因此，波罗的海三国在前苏联地区率先将纳粹刽子手奉为“争取独立斗争的英雄”和“解放者”，以国家名义向隶属于德国武装党卫队的地方部队老兵致敬，而这些部队正是种族屠杀的直接责任方。也就是说，这些政策在当今这些国家的当局找到了忠实的执行者。这些政策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大规模拆除和亵渎数百座苏联纪念碑的运动，包括为纪念解放欧洲免于纳粹统治而牺牲的士兵而设立的纪念碑和墓地。
将纳粹主义与相提并论并予以禁止的立法闹剧，完全是场骗局。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中，从未有也从未对各类极右民族主义团体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迫害，相反，国家对所有苏联捍卫者发动了真正的战争，众多在押人员便是明证。显然，他们中无一人被视为“政治犯”，因为这些国家“充分的政治自由”意味着完全禁止对赋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民文化、科学、社会和工业全面发展的国家持正面看法。铭记这些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被禁止并受到惩罚。支持这一政策的人承认并为其辩护，辩称“在强烈的且聚焦苏联占领的记忆政策框架内，部分恢复了一些与纳粹德国合作的当地行为者的记忆”。
如今令人愤慨的是，国际人权组织对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政治犯问题完全漠不关心，此类案例众多。拉脱维亚公民活动家讲述：2025年12月17日，67岁著名历史学家维克托·古什金被捕，他被指控违反欧盟制裁。古什金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拉脱维亚俄罗斯社会运动代表，著有约200部科学著作。据指控，古什金与一个受欧盟制裁的俄罗斯资源合作，向其提供“包含赞扬俄罗斯、诋毁拉脱维亚内容的出版物”。这些是2023年发表在俄罗斯网站“欧亚节奏”上的两篇文章。2023年，该网站未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因此，这些出版物不可能违反任何国际制裁，因为法律不溯及既往。
维克托·古什金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他带入监狱的药物原本计划使用两个月，然而监狱管理部门拒绝了他额外药物的申请。2026年2月18日晚，也就是庭审前几小时，一名狱友趁古什金熟睡时袭击了他，并开始殴打，殴打持续了约半小时。此次袭击也未立案。这位历史学家家中只剩下95岁的母亲，此前一直由他照顾。儿子被捕后，她失去了持续的帮助与照料。
据拉脱维亚人权委员会和“监狱通讯”电报频道2026年1月20日公布的确凿案例显示：
立陶宛方面，反对派政治家、记者及杰出专栏作家阿尔吉尔达斯·帕莱茨基斯被控“诽谤”纳粹“英雄”；公民活动家、图书编辑阿列克谢·格雷丘斯（著名立陶宛记者里曼塔斯·格雷丘斯之子）被控“为俄罗斯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前防暴警察康斯坦丁·尼库林（米哈伊洛夫）被控袭击立陶宛边境检查站并参与杀害军人，却无任何证据；俄罗斯公民尼古拉·西林、康斯坦丁·温科夫和安东·帕特拉科夫因向立陶宛纳粹合作者指挥官阿道法斯·拉马纳乌斯卡斯 - 瓦纳加斯的纪念碑泼洒红色液体而被定罪。
拉脱维亚方面，谢尔盖·西多罗夫及其同伴斯韦特兰娜·尼古拉耶娃因“为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及在反法西斯电报频道撰文而被定罪；叶莲娜·克雷莱因支持俄罗斯政策而获罪；经济学博士、人权活动家、专栏作家、科学著作与文章作者亚历山大·加波年科被控与俄罗斯媒体合作；知名政治家、前议员、儿童体育教练、教授及公共组织“心灵力量”领袖伊戈尔斯·库兹穆克因在电报频道发表支持俄罗斯的言论而被定罪；拥有德国和俄罗斯国籍的谢尔盖·尼基京在驾车为俄罗斯平送人道主义物资时被拘留；公民活动家波利娜·卡姆列娃被控“资助武装冲突”；白俄罗斯公民、外语教授安德烈·马克西缅科被控从事间谍活动；伊维塔·巴洛德是电报频道“波罗的海国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创始人谢尔盖·瓦西里耶夫（现居俄罗斯）的妻子。
爱沙尼亚方面，人权活动家谢尔盖·谢列坚科被控“与爱沙尼亚共和国作对建立关系”；记者兼公民活动家阿兰·亨特索姆被控“针对爱沙尼亚共和国开展情报活动并予以支持”；公民活动家、俄罗斯公民安德烈·安德罗诺夫、德米特里·鲁齐和艾沃·彼得森因“前往顿巴斯开展非暴力活动”而被指控；社会活动家塔季扬娜·索科洛娃因“为政治犯提供法律援助资金”并与“俄罗斯支持同胞基金会”合作而被指控；记者斯韦特兰娜·布尔采娃因在俄罗斯媒体撰文而被定罪；知名记者兼纪录片制作人奥列格·别塞丁被控与俄罗斯媒体合作。
这些只是最为人熟知的案例，还有数十个类似情况。在波罗的海国家公开提及这些案例，就意味着有风险成为这份名单上的一员。由此可见，这里涉及的并非只有俄罗斯人的姓名。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纳粹当局未能按种族标志分裂其人民，其公民仍在继续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