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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课余时间，南宁市第二十五中学的操场上都会响起排球撞击手臂的“砰砰”声，清脆而富有活力。操场并不大，仅比标准篮球场略宽一点，却被见缝插针地划出两块排球场，中间挂起了略显陈旧的球网。学生们自发进行着分组对抗，神情专注而愉悦；场边暂时轮候的孩子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对着墙壁或彼此结对，一遍遍练习着枯燥的传球与垫球。
如果我们将视线不断向上拉伸，越过学校的围墙，就能看到，往南不到500米，就是蜿蜒的邕江。但这短短的500米，迷宫般的城中村密布其间，自建楼房挨挨挤挤，巷弄狭窄如肠。下午放学时分，背着书包的孩子身影上下穿梭，而他们的父母，此时大多还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工地、后厨、摊档，为生计忙碌，通常要到夜色深沉才能归来。
这里是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南宁市的老城区，也是这座城市接纳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最多的区域。辖区内共有170余所中小学，接收了近7万名随迁子女，占在校生总数约三分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标准衡量，整个城区小学生均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的学校比例也刚过三分之一。场地不够，孩子又多，很多学校连个像样的足球场都没有，这些是客观现实；而如何引导这些课余时间无人看管、精力无处安放的孩子们，则是更紧迫的教育课题。在物理空间与成长引导的双重压力下，教育者必须做出务实乃至艰难的选择。
于是，排球因其对场地要求极低、强调团队协作且受伤风险较低的特点，从众多体育项目中浮现，成为夹缝中一种务实的“妥协”之选。更重要的是，它身后矗立着“中国女排”这一国民记忆的丰碑，赋予了这项运动超越体能竞技的精神感召力。
然而，这项承载着国民集体记忆的运动，其自身的发展却并非坦途。国内排球顶级职业联赛关注度有限、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基层的资源投入与重视程度。尽管近年来校园排球氛围有所回暖，但总体发展依然艰难。
一个根本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在学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在进城务工家长们迫切渴望孩子们通过读书改变生活处境的普遍氛围里，在这些面临多重成长困境的孩子中间——一颗排球，究竟能改变什么？
这是我们中国体育校园生态系列探访的第二篇（点击进入系列报道第一篇）。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探寻，能够探究中国体育在象牙塔内如今是怎样的样貌？存在着怎样的困境？又蕴含着怎样的希望？
而这一次，西乡塘区的教育者们与孩子们，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思考感悟，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
南宁市第二十五中学，前身为船舶厂子弟学校，在十年前却是让许多老师感到头疼的存在——这所初中接收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因为父母忙于生计、疏于管教的缘故，许多孩子小学基础薄弱，进入初中后课业跟不上，挫败感深重，逃学、打架甚至小偷小摸时有发生。“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如果哪个星期，社区和派出所的联合教育电话没有打过来，就算是‘阿弥陀佛’了。”如今的校长龙发辉回忆说。
但当时的龙发辉还是学校里一名普通的体育教师。这名身材瘦削、说话短促有力的中年男人，看着校园里无所事事的孩子们，萌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得给他们找点正经事做。”最终，他因地制宜地选择了排球。
起初的推行带着几分“强制性”。放学后，老师们“连哄带赶”地把学生留在操场，抵触情绪一如预料，有学生偷跑，也有家长质问：“打球耽误了学习怎么办？”龙发辉没有过多辩解，只是日复一日地陪着，从最枯燥的垫球开始。
小杰（文中所有未成年人均为化名）就是在那时被“拽”进队伍的。他成绩一塌糊涂，还曾因打架和小偷小摸受过管教。入队第一天，他抱着手臂站在场边，一脸不屑。龙发辉扔给他一个球：“试试，垫一下。”球在小杰胡乱挥舞的手臂上弹飞。龙发辉走过去，摆正他的姿势：“手绷直，眼盯球。”
不久后的班级赛，小杰所在的队伍输了。他僵立场上，眼眶发红，队友过来拍他的肩，他没好气地甩开，口中嘟囔着：“下次……一定赢回来。”
龙发辉远远地看着，心中一动：这些孩子并非没有荣誉感，只是找不到值得拼搏的“战场”，也缺乏通往“胜利”的正途。排球，或许能成为这样的载体。
小杰凭借天赋，很快成为了校队主力，也曾犯错而赌气退队，但在学校的引导下，他诚恳认错回归。“当看到队友们重新集结、奔跑呐喊时，”小杰后来回忆，“我才发现自己是真喜欢打球。”
此后，他训练尤为刻苦，从副攻转型为二传，并成长为校队队长。曾经的浮躁被沉稳与担当取代，并在全国赛中为团队锁定胜局。赛后，小杰仰天怒吼，曾经的“坏男孩”，在集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如今小杰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公立高中，在高中里继续自己的排球生涯。
在二十五中，小杰并非孤例，还有大量学生通过排球训练实现了人生的蜕变。龙发辉深受触动，他开始思考，排球并不只是能“管住”孩子，还能带来更深层的力量——为这些游走于城市边缘的孩子提供了一种稀缺的自我价值认同。在文化课学习中屡屡受挫的他们，第一次因为坚持、协作和拼搏，获得了清晰的肯定与团队的归属。
升任副校长之后，龙发辉正式将排球确定为学校特色项目，写入发展规划。他争取经费、改造场地、向外寻求专业支持。
但这条路走得很艰难。他曾请来一位前省队退役的专业教练，孩子进步很快，可一段时间后，教练因职业规划不得不选择离开。“我们这种基层学校，留不住专业人才。”龙发辉有些无奈。学校能给兼职教练的报酬比较微薄，且常要期末才能结算。此后联系的几位教练，情况大同小异：有兴趣，但无法长期坚持。
经费匮乏只是表象，更深层的是价值认定的偏差。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体育教师的贡献难以量化，也无法给予对应的实质性奖励。
龙发辉没有放弃。他调整策略，转而着力培养本校老师，引导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同时继续寻找志愿者教练。2020年，二十五中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排球特色学校”。这块国家级牌匾，对二十五中乃至整个西乡塘区的校园排球而言都意义非凡。相较于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几乎每年都有申报机会，排球类特色学校的评定机会要少得多。 因此，这块牌子既是荣誉，也提醒着他们前路依然漫长。
授牌那天，龙发辉对孩子们说：“这牌子是起点。以前只想大家有书读、不学坏。现在我问你们——敢不敢想，有一天我们能代表广西，去打全国比赛？”
从“风纪工具”到“育人载体”，再到“梦想平台”，二十五中的探索完成了一次跃升。但他们遭遇的瓶颈——专业资源不可持续——也预示了这条道路前方的崎岖。与此同时，在几公里外的友爱南路学校，一个同样与排球相关的温暖故事正在上演。
友爱南路学校的排球故事，开篇与二十五中颇为相似，始于一种务实的“管理性”焦虑。
教师梁伟栋作为一名普通的班主任，接手了一个大多数学生是随迁子女的班级。他们学业基础薄弱，纪律涣散，厌学情绪如低气压般笼罩。“最初的想法很简单，”梁伟栋回忆，“就是找个安全的方式，把他们在教室和街头惹事的精力，引导到可控的范围内。”和龙发辉不谋而合，他将目光投向了排球。
可几次深入的家访之后，现实的场景敲碎了梁伟栋最初的工具性思维——他看到了逼仄的出租屋、早出晚归的父母，以及放学后在杂乱巷道里游荡的孩子们无助的身影……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把他们留在学校里练习排球，至少可以避免他们成为‘烂仔’和‘太妹’。”梁伟栋说，“他们的问题不是精力过剩，而是情感与价值的真空、对未来的迷茫和对自我的否定。”
自此，他的实践发生了深刻的转向。队伍的建设从简单的技能传授，转变为“大家庭”式氛围的构建。训练场上多了需要紧密协作的游戏和战术讨论。梁伟栋发现，当孩子们为了一个防守漏洞争得面红耳赤，又因为一次精妙的配合而击掌雀跃时，一种基于共同目标的、坚实而真诚的联结正在悄然生长。他的角色，也从纪律监督者悄然转变为小团体的引导者和价值观的传播者。
在学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随迁子女们，往往在家庭和社会的评价体系中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排球场上建立的规则、赢得的尊重、收获的喝彩，恰恰为他们补上了这至关重要的一课——关于努力的价值与自我的确认。
第一位是曾波，学校的校医。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排球“发烧友”，起初只是抱着胳膊在场边饶有兴致地观看，偶尔忍不住出声指点。不知不觉间，她从场边顾问变成了风雨无阻的“编外教练”。
“这些孩子，得到的纯粹的关爱太少了。”曾波说，“他们需要的，有时只是一个能安静听他们说话、拍拍他们肩膀的大人。”在她看来，这种关爱的缺失背后，是具体而复杂的现实：家长整体学历不高，且忙于生计无暇陪伴；单亲或事实单亲的家庭并不少见；有的家庭甚至难以负担一双新的运动鞋，或是提供一张安静的书桌。
她始终记得一位母亲是如何辛酸地向她转述自己孩子的最大心愿——“妈妈，你能不能找时间多陪我吃几顿饭？”
于是，曾波将自己更多的时间与情感，默默倾注在了这片球场上。她的贡献远不止于纠正一个手型或传授一项技巧。她除了会为受伤的队员进行诊疗，还会在训练结束后留下那些无人看管的孩子，一边督促课业，一边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谈心。小小的校医室，也渐渐成为了队员们的心灵港湾。
第二位加盟的是钟戈。这位前省级排球运动员、科班出身的体育教师，曾一度陷入职业的困顿与迷茫。“没有队伍，没有正经的比赛平台，感觉自己一身所学，毫无用武之地。”他回忆道。那时他的日常，就是按部就班地上课，然后在教职工娱乐性质的气排球活动中，消磨掉所剩无几的专业热情。
梁伟栋那种近乎笨拙的坚持，以及孩子们在枯燥训练中眼中依然闪烁的光，像一簇火苗，重新点燃了钟戈内心沉寂已久的火焰。受邀执掌校队后，他将一套科学、系统的训练体系带入了这支草根队伍。从体能分配到技术打磨，从基础战术到临场应变，他让训练变得严谨而高效。孩子们的球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精进，战术素养更是脱胎换骨，开始在西乡塘区的赛场上崭露头角，成为一支令人不可小觑的力量。对钟戈而言，这不仅仅是带领一支队伍，更是他专业生命的一次“复活”，他找回了那份久违的、将热爱与专业付诸实践的激情与尊严。
梁伟栋的价值引领、曾波的情感关怀与钟戈的专业训练，共同构成了排球育人的坚实三角支架。一种独特的文化在这里扎根、生长，内化为一种校园精神。
这个传统所蕴含的力量，最终在一个名叫小芳的女孩身上，展现出了它所能创造的、近乎奇迹的蜕变。
小芳第一次注意到排球，是在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她习惯性地躲在操场边缘的阴影下。阳光下，一群同龄人在奔跑、呼喊、欢笑。
当时的小芳，遭遇了家庭的连续变故，父亲和奶奶的相继离世，让她像一件被随意转手的行李，最终停靠在母亲重组的新家庭边缘，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多余的人”。“读完初中就去找事做”是母亲对她未来的全部规划。她开始用逃学、吸烟来对抗，甚至用刀片在皮肤上刻画疼痛，以此确认自己尚未麻木。
最初，小芳只是被训练的同学拉到场边观看。她孤独的身影，落入了梁伟栋老师的视线。他没有贸然靠近，而是在一次训练暂停时，仿佛对着空气，也对着那片阴影，提高了声音说：“场边看球的同学，有兴趣都可以来试试，接不到球也没关系，都是从零开始。”
几天后，当小芳又一次出现在老位置时，梁伟栋拿着一颗排球走了过去，直接递给她：“光看没用，要不要一起试一试？”
为了更好融入，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小芳转到了梁伟栋的班级。起初，训练无疑是枯燥艰苦的，但身体的疲惫奇异地稀释了内心的尖锐痛楚。而真正让她感到不同的，是来自队友的关怀。队里的女孩们几乎没有任何隔阂地、天然地接纳了她，没人问她的过去，没人盯着她手臂上隐约的疤痕，她们只在乎球场上的事——
当小芳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进攻之后，周围会响起真诚的掌声。而在球场之外，队伍里的其他姑娘们会带着她一起聊天、吃饭、逛街。这种基于共同目标的紧密联结，是她人生中全新的体验。她发现，自己无需刻意叛逆或自我伤害，也能成为集体中自然的一份子。
排球逐渐成为她生活的稳定支点。每天固定的训练，像锚一样定住了原本漂浮混乱的日常。她戒了烟，扔掉了刀片。更令人意外的是，她徘徊在及格线边缘的功课，竟从D爬升到了C。“训练那么累都能坚持，坐下来听课好像也没那么难了。”
初中毕业的夏天，小芳没能考上高中，母亲的判决如期而至：不再读书，出去工作。就在小芳几乎认命时，转机因排球而来。
2025年全国中学生区域联赛期间，校医曾波多方奔走，为小芳争取到了继续学业的机会。在广西排协领导的热心联系下，南宁市第六职业技术学校根据本校特长生招录政策，并结合尚有学位剩余的实际情况，决定在补录环节中录取小芳。同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校老师和当地一家排球俱乐部联合为她提供了生活费资助，直至毕业。
如今，小芳已是六职高女排的重要一员，入选了南宁市队，并随队获得了2025年广西青少年排球锦标赛的冠军。回顾过往，她说：“排球是我的精神支柱。它带我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遇到很好的一群人。在球场上我可以肆无忌惮地笑，下了球场也一样自信。”她特别提到，这项运动治愈了她因长期被忽视而养成的自我封闭：“我以前觉得，自己好就行了。但排球是团体运动，输赢绑在一起。赢了比赛大家抱在一起欢呼时，我才明白，分享快乐原来这么棒。”
小芳的故事，清晰地展现了一个即将坠落的年轻生命，如何被一张由集体活动、正向引导和关键时刻社会善意构成的“安全网”稳稳接住。排球没有直接给她带来分数或财富，却赋予了她重塑自我、重建关系、重获热情的能力。这种内在力量的重建，对成千上万面临相似困境的孩子而言，或许比任何外在馈赠都更为根本。
然而，如何让这张“安全网”织得更广、更牢，正是西乡塘教育者们在点亮微灯后，必须面对的区域性乃至系统性的深刻命题。
龙发辉所在的二十五中，即便获评国家级特色校，也难以负担一名长期稳定的专业教练；而钟戈的困境则指向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工作需要，钟戈老师调任到了衡阳东路学校，他精心打磨的校队，在南宁市西乡塘区学生（少年儿童）运动会排球比赛（被昵称为“西排超”）中表现出色，也获得过2024年全国中学生区域联赛华南赛区第三名、全国总决赛第二十名，为广西校园排球近三十年来获得的最高名次，可一旦进入更高层级的“锦标赛”或“选拔赛”，便常遭遇由多个学校甚至县市“掐尖”组成的精英联队，这让他深感无力。
更关键的是，这种以选拔而非育人为导向的竞赛生态，违背了他的初衷。一个尖锐的现实是，由于权威认证的青少年排球赛事稀缺，他的学生苦练数年，却极难获得国家运动员等级证书。 “没有证书，‘以排球升学’这条本就狭窄的道路，就几乎被堵死了。”钟戈坦言，这直接动摇了家长和学生的长期投入信心。这不仅是西乡塘的问题，更是整个广西乃至非排球重点地区基层教练面临的普遍困境——孩子们的汗水，难以兑换成升学体系认可的“硬通货”。
西乡塘区教育局的管理权限仅止于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高中、大学阶段的招生政策、特长生资格认定等，需要在更高层级的统筹下联合制定。这意味着，城区教育局所能构建的“安全网”，只能覆盖到小学和初中。孩子们在初中毕业后的发展路径，则需要国家在更高层面的升学政策设计与改革。
这也导致，以上的所有努力尝试，都被清晰地标明了边界——城区教育局可以优化区域内的资源调度，却难以撼动更大范围内功利化的竞赛选拔导向；可以尽力疏通本区的升学环节，却无法独立破解中、高考层面的制度性壁垒；可以倡导教师的无私奉献，却很难从根本上提升体育教师在整体教育评价与薪酬体系中的地位。
这些结构性壁垒，尤其对依赖体育寻找出路与信心的随迁子女而言，意味着更窄的上升通道和更不确定的未来。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是，不同城市在随迁子女升学政策上的具体执行存在差异。 在南宁现行的中考框架下，公办高中特长生招生与本地户籍挂钩的要求，客观上让西乡塘区许多热爱排球的随迁子女，难以通过这条途径升入优质公办高中。
宏观上排球项目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微观基层实践中遭遇的资源、评价瓶颈交织在一起，使得这条以体育育人的道路注定坎坷。但正是在这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西乡塘孩子们对排球那份纯粹的热爱，才显得格外珍贵与有力——他们热爱的，早已超越了这项运动本身，而是那个在团队中被需要、在拼搏中被看见的更好的自己。
面对这些超越单个学校能力的系统性困局，西乡塘区教育局竭尽所能的在既定权限和资源框架内进行了破局尝试，一直试图以持续、稳定的赛事平台，为各校的排球育人实践提供不可或缺的目标出口和展示舞台，维系整个区域校园排球生态的基本活力——尤其是负责人黄漫老师，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打造“西排超”这一区域性品牌，即使在疫情期间面临诸多挑战，也始终想方设法坚持举办赛事。
在平台搭建之外，城区教育局着力推动优质资源的内部流动与均衡配置。通过组建多个教育集团和学区共同体，将二十五中、友爱南路学校等先行校的经验、师资乃至文化，向更多薄弱学校辐射。
经过多年培育，西乡塘区形成了数个排球氛围浓厚的区域集群，构建起可持续的衔接体系：既避免了“12岁退役”的断档，也因项目特点吸引了众多零基础初中生加入，其中不乏得到家长明确支持的孩子。排球特长在自然而多元的升学与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呵护。
此外，城区教育局开始扮演积极的“衔接者”角色。一方面，他们鼓励并组织学生参与“学青会”等更高层级的赛事，尽管这些赛事体系本身仍不完善，但仍是学生争取认证与曝光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区域权限内，尽力疏通义务教育阶段排球特长生的升学通道，并为像小芳那样的孩子积极争取社会资源的关注与支持。
西乡塘区的这些努力，标志着一种从依赖个人情怀的“自发探索”，向依托区域规划与公共资源进行“自觉构建”的治理思维转变。
近几年来，在南宁市市级的中小学校园排球比赛中，西乡塘区的队伍在绝大多数项目上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鲜少丢失前三名的席位。即便偶有冠军被其他城区中学夺得，其主力阵容中的多数队员，其小学排球基础也大多源自西乡塘区。这些区域性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种系统构建的初步成效。
“我们只能在初中阶段把‘火种’燃得旺一点，再旺一点，希望他们能凭借体育带来的意志力和些许成绩，去挤普通中考的独木桥，或者走向职教赛道。”梁伟栋老师说道。这种基于户籍的升学限制，是横亘在随迁子女与更广阔上升通道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如何让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孩子，其体育特长能在升学中得到更充分的考量，是许多城市正在探索的课题。
目前，在政策尚不允许像校园足球那样成建制跨地段招收特长生的背景下，西乡塘区能做的，是不断扩充初中阶段开展校园排球项目的学校数量，尽可能让更多在小学接触排球的孩子，在升入初中后“有球可打”，将他们的热爱与技能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在校园里。
在这条“保留火种”的路径上，各校也在积极探索更远的出口。一方面，将学习成绩和竞技成绩相对突出的学生输送到对接的公办排球特色高中；另一方面，也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与意愿，再将他们推荐至支持学生特色发展的私立高中，或者注重专业技能培养的中职学校。
西乡塘区的十年排球故事，始于“夹缝中的妥协”，却生长出超越“妥协”的韧性力量。它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了那个根本之问：一颗排球能改变什么？
它改变不了资源的先天不足，扭转不了家庭的艰辛，也无法许诺一条确切的精英之路。但它能做的，或许更为基础——为那些在成长岔路口徘徊的孩子，提供一种“被接住”的可能，一次重建自我与联结他人的真实体验。它无法替代课本，却能填补情感与价值的真空；它未必指向辉煌的前途，却能铺设一条找回尊严、纪律与集体归属的跑道。
尤其对于城市边缘群体的子女，体育所扮演的角色远非“课余活动”四字可以概括。它是一种低门槛的介入方式，一个相对公平的竞技场，一扇通往自信、规则与团队认同的大门。当传统的学业评价体系未能给予他们足够认可时，排球场上的每一次救球、每一次配合、每一声喝彩，都在默默构建着他们摇摇欲坠的自我价值基石。
小杰和小芳命运的转折，固然是个体努力与善意接力的成果，而其背后，同时也映射着国家教育政策提供的日益宽广的可能性。十年来，一批批跟随西乡塘区排球“拓荒者”的孩子们，得以升入各类排球特色学校或中职院校继续学业。特别是随着2026年“职教高考”改革在广西落地，职业教育升学通道进一步拓宽，打好排球，不仅关乎热爱与成长，也正成为一条愈发清晰、可供选择的升学与发展路径。
从教师的个人探索，到学校的特色构建，再到教育局的区域性统筹，这条实践路径展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解决问题的务实智慧。它证明了，即便在资源约束下，通过理念转变与系统努力，体育完全可以、也应当成为优质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促进教育过程公平的有力抓手。
然而，其探索的边界也同样清晰。个人的热忱、学校的创新、区域的支撑，在遭遇更深层的结构性壁垒时，依然显得力有不逮。这堵壁垒，是由户籍制度、教育资源配置规则、体育特长生认证与升学体系的区域性难题共同砌成，并深刻表明了，“体教融合”的真正深化，无法仅靠基层的孤军奋战，它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形成共振。
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随之浮现：当体育成功重塑了一个孩子的精神面貌，帮助他建立了尊严与自信之后，社会能否为他提供与之匹配的、公平持续的上升通道？ 体育育人成果的“出口”问题，决定了这项事业是可持续的生态，还是止步于善意的盆景。
西乡塘的实践，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体育在随迁子女成长中未被充分重视的育人潜力；但它更是一份来自基层的、充满细节的“提案”。它提请我们去认真思考——
第一，体育在基础教育、尤其是随迁子女教育中的价值，应如何被重新评估和制度化保障？ 它不应仅是“稳住”孩子的权宜之计，更应被视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融合的重要投资。这需要教育评价体系给予体育教师和体育成果更科学的衡量，需要财政投入对基层体育项目有更稳定的支持。
第二，“体教融合”的“出路融合”是关键。 让体育特长在升学、就业中享有更公平的认可，打破基于出身（户籍）的机会不均。例如，能否在特长生招生中探索“实际居住与学籍”相结合的标准？能否建立跨区域、更普及的青少年体育赛事等级认证体系？国内一些发达地区在省级层面为优秀体育生提供跨市升学通道的探索，是不是能提供相应的借鉴和参考？
教育的公平与质量，不仅关乎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更关乎人的完整塑造与信心的建立，以及这份信心能否被通往未来的道路所承接。我们期待，这源自西乡塘区“夹缝”中的“排球答卷”，能激发更多的思考与行动，关于如何系统性地为每一个孩子——尤其是那些在城乡间漂泊的孩子——铺设一条真正通向健康成长与可能向上的道路。
